肿瘤可防可控,做到这些,一半死亡可避免

核心提示:

近日,柳叶刀发表了《2010-2019年可归因于风险因素的全球癌症负担: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》。
本次分析对包括癌症死亡及残疾调整生命年(DALY)两大指标在内的结果进行了评估,涉及23种癌症类型、34种行为、环境、职业和代谢等已知风险因素。

结果发现:全球近一半癌症死亡完全可以避免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全球竟有这么多癌症死亡完全可防!

2019年,全球由风险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总数达445万,占所有癌症死亡总数的44.4%。其中,男性的风险归因癌症死亡人数为288万,女性为158万,分别占两性癌症死亡总数的50.6%和36.3%。

2019年,全球所有风险因素导致的癌症DALY总数为1.05亿,占所有癌症DALY的42%。其中男性和女性的风险归因癌症DALY分别占两性所有癌症DALY的48.0%和34.3%。近一半癌症死亡完全可以避免!

在可归因癌症DALY方面,其中最主要的几个风险因素是:


  • 吸烟;

  • 饮酒;

  • 高体重指数(BMI)

在男性中,仅吸烟即占所有癌症DALY的33.9%,其次是饮酒(7.4%)、饮食风险(5.9%)和空气污染(4%)

吸烟则占女性所有癌症DALY的10.7%,不安全性行为(8.2%)则是女性的第二大主要危险因素,其次是饮食风险(5.1%)、高BMI(4.7%)和高空腹血糖(3.6%)


而在癌种排名上,肺癌不出意外地一骑绝尘,占所有风险归因癌症死亡的36.9%。其次是男性的结直肠癌、食道癌和胃癌,以及女性宫颈癌、结直肠癌和乳腺癌。

在全球癌症死亡主因中,除去主要(如乳腺癌)或仅(如宫颈癌、卵巢癌和子宫癌)发生于女性癌症类型后,男性因癌症死亡和风险归因癌症死亡往往多于女性。

2019年,全球癌症死亡和风险归因癌症死亡在高SDI国家发生的比例过高,分别为25.4%和26.5%,尽管这些国家仅占全球人口的13.1%,某种程度上癌症算得上是“富贵病”。


在全年龄组分析中,对于同一年龄组,行为风险归因癌症DALY率通常高于环境和职业风险以及代谢风险归因癌症DALY率,并且可归因癌症DALY率通常随着SDI五分位数的增加而更高。每个一级风险类别的归因癌症DALY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近10年增幅最大的可改变风险因素

时间变化趋势上,对于2010至2019年间估计的所有风险因素,全球可归因癌症死亡增加了20.4%,DALY增加了16.8%,但全球年龄标准化可归因癌症死亡率下降了6.9%,DALY减少了7.8%。

在一级风险因素类别中,可归因癌症死亡和DALY增加百分比最大的是代谢风险,从2010至19年间分别增加了34.7%和33.3%,而行为风险(17.9%和14.4%)以及环境和职业风险(16.7%和13.1%)增幅不及其一半。


同样,全球年龄标准化可归因癌症死亡率和DALY率的最大百分比增加也是代谢风险因素,分别增加了2.8%和3.8%,而行为风险因素分别减少了8.7%和9.6%,环境和职业危险因素分别下降10.0%和11.4%。

此外,各地的风险归因癌症DALY和死亡以及年龄标准化DALY和死亡率的变化幅度差异很大。


2010-2019年,按SDI五分位数计算的一级危险因素的风险归因癌症DALY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百分比变化

(A)按SDI五分位数计算的风险归因癌症DALY百分比变化;(B)SDI五分位数的风险归因年龄标准化癌症DALY率百分比变化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中国: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,“不及格”!


2019年全球可归因于环境和职业、行为和代谢风险的癌症年龄标准化死亡和DALY率在各地有所不同,这些一级风险因素类别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普遍较高,在高收入的北美、中欧、西欧和东欧尤为显著。

2019年,在全球范围内,风险归因癌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最高的5个地区是中欧、东亚、北美高收入地区、拉丁美洲南部和西欧。


看到这里,我们来细挖一下本次报告中我国的风险归因癌症负担情况。总体来看,相比全球,我们可避免的癌症死亡和DALY显然更多。


在导致年龄标准化癌症死亡率和DALY率改变上,对比全球数据,我国在三大一级危险因素控制上全面领先。然而,对比近10年我国已跻身的高SDI队伍,尤其在环境和职业风险以及行为风险控制上,出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的不匹配。


          控制癌症负担,未来或应注意这3点

首先,2019年全球近一半癌症死亡可归因于研究评估的风险因素,是我们可以努力避免的,包括落实具体政策减少接触致癌风险因素(如吸烟和饮酒),以及接种预防致癌感染(包括乙型炎和人乳头瘤病毒)的疫苗。

但对于余下另一大半癌症死亡,目前我们“防不住”。因此,减少癌症风险的努力必须与全面的癌症控制战略相结合,其中包括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。“积极预防”+“有效诊疗”两条腿走路方可行稳致远。

其次,风险归因癌症负担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(癌症DALY:男性48%vs女性34.3%),集中体现在两个主要危险因素组。

例如,由于行为风险因素,如吸烟(男性33.2%vs女性8.9%)和饮酒(男性7.4%vs女性2.3%)导致的癌症DALY差异,这可能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暴露于这些行为风险因素所致。

而在环境和职业风险方面,职业致癌物所致癌症DALY在男性中(3.9%)是女性的3倍(1.3%),反映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受雇于接触致癌物风险较高的工作。


这些结果可能表明,对癌症风险因素干预上做到“男女有别”才是真正的“男女平等”。

再次,风险归因癌症年龄标准化DALY率也因社会人口特征而存在梯度,通常随着SDI五分位数的升高而增加。

然而,从2010至2019年,风险归因癌症年龄标准化DALY率在高、中高、中SDI国家出现下降,但在中低SDI国家有所上升。

这一增长主要来源于代谢风险,可能是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意外“副作用”——国家发展状况的改善与肥胖水平的增加有关。

如何在让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,同时避开癌症负担增长,这份研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些思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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